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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0月20日报道:一年前,陈曦医生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谈话中这个朋友聊起她正面临的一场家庭危机。 她说她和她的丈夫在结婚时商量好了不要孩子,当时丈夫的父母也尊重他们的意见。然而老人现在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而且如果她还是不愿意要孩子的话,很可能导致离婚。 这位朋友已经41岁,多年来一直在服用避孕药。对她来说受孕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 陈曦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生殖医学中心工作。她建议朋友和她的先生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 经过在人民医院的一系列检查,这对夫妇被告知,他们成为父母的唯一机会是采用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即通常所说的试管婴儿。 不过,由于医生无法从女方的卵巢内提取到卵子,这对夫妻需要卵子捐献。 幸运的是,之前的一位接受治疗后成功怀孕的妇女,在离开医院时表示愿意捐出提取出的多余卵子。其中一个卵子在与男方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后,被移植到女方的子宫内。 现在,这对夫妇正准备欢迎他们的孩子,一个试管婴儿。 中国在八十年代开始了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与实践。1988年,一名39岁、来自甘肃省的小学教师郑桂珍由于输卵管阻塞常年不孕,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第叁医院诞下中国首例试管婴儿,一名叫郑萌珠的女孩。 陈医生说,中国已婚夫妇中患有不育症的比例是10%。接受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治疗的人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她说,成立于2002年的中心在最初几年中,每年完成约两百到叁百个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治疗的周期。这一数字在2009年已经上升到八百到一千个。 医界普遍认为城市人口的高不孕率在很大程度上与过晚生育,以及影响生育的疾病高发有关系。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解放军174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沙爱国说,“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介于23到28岁之间。然而,现在许多女性把结婚年龄推迟到了快30岁,然后尝试在30多岁要孩子,这时她们的生育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 沙主任在辅助生殖领域工作了11年。她所在的中心每年进行1000多例试管婴儿的手术。 她说,输卵管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多囊卵巢综合症已经成为造成妇女不孕的叁大病因。 她还补充说,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竞争、高房价和不断上升的育儿费用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对人身体的影响)也可能导致不育。 沙主任回忆中心成立之初,很多人对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治疗存在许多误解。她说由于卵子是在人体以外受精,人们觉得由此技术生下的试管婴儿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觉得这样的孩子不可能像自然受孕产下的孩子一样正常成长。 她说接受治疗的夫妻希望医院为他们保守秘密。如果亲戚朋友知道他们不能生孩子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 曾经有一次沙主任经过手术室,里头一名妇女即将生下一个试管婴儿;而她的婆婆在产房外非常激动地告诉她的儿子:“他(婴儿)不能被视作是我们家的血脉。他不是我的孙子,我没办法接受!” 如今,由于不育率上升,人们以更为开放的态度看待辅助生殖技术。同时他们也能从大众媒体上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和知识。 “毕竟,这是一个技术的发展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代,”沙主任说。 当温阳(化名)和她的丈夫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治疗,夫妇俩感到了解脱和喜悦。温阳34岁,是北京的上班族。输卵管阻塞导致她在一年的尝试后仍然无法怀孕。 “我们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她说。“我甚至开玩笑跟我的丈夫说,如果一次在我的子宫内植入多个受精卵的话,也许我们会有双胞胎试管婴儿。” 当温阳告诉她的父母决定接受这样的治疗,他们也表示出支持。他们还到图书馆翻阅相关资料,然后再和女儿女婿讨论他们的发现。 沙主任说在福建的闽南地区仍然有一些人抱着重男轻女的观念。当地有些妇女已经生了女孩但是依法规定不能再生第二个,由于年龄和/或疾病引起的不孕,她们也会到沙主任所在的中心寻求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治疗的帮助。 “她们声泪俱下地恳求医生,说只有男孩才能确保她们在家族中的地位。但我们不能违背法律,”沙主任说。 她还说,妇女需要承受许多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才能最终成为母亲,“相比之下一些丈夫却对治疗缺乏耐心,对他们的妻子也不够温柔体贴。” 沙主任最后强调了在青年人中普及正确的生育知识和观念的重要性。 “许多女性由于多次堕胎而不育。如果更多的人知道如何在性生活中做好自我保护,那么日后他们就越不会感受到无子的痛苦,”她说。 “就像中了彩票头奖!” —— L女士,37岁,在北京的上班族和一个两岁试管男孩的母亲,讲述她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故事。 在我们婚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考虑要孩子。我们也没有受到来自公婆的很大压力,因为我丈夫的弟弟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 后来我们的事业逐渐平稳下来,我们的婚姻也变得平淡,我们考虑还是要个孩子。每次看到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在和他们的孩子玩耍,我们都感到很嫉妒。我感觉是我的“生物钟”在向我报警了。 我们尝试了一年但未能怀孕。我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作了检查, 医生说我丈夫的精子数量不够,导致受孕机率偏低。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很震惊,感到相当沮丧。我们从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原本一直觉得怀孕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敢跟父母说。我们不想让他们为我们操心。 医生建议我们尽快接受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治疗,因为我们已经30多岁,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尝试其他费时的疗法。 我们听取了医生的意见,在整个过程严格遵守医生的指示。我们唯一害怕的就是受精卵不会导致怀孕。我们担心无法承受可能的失望。 手术后大约20天,我们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宣布我怀孕了,这感觉就像我们赢得了彩票头奖。 我们在中心见到的许多夫妇接受了不止一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仍然无法成功。我们感到自己是幸运,第一次尝试就成功怀孕。 我的孕期过程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说要有的话就是我格外谨慎小心。举例来说,我不看电视,不使用手机或电脑。听起来好像我是过于敏感,但我愿意为了孩子的健康做出一切牺牲。 这期间,我们并不十分关心孩子的性别,只要他能平安降生就好。 后来我剖腹产生下了一个男孩。 我觉得夫妇还是不要过晚生育。今天很多年轻人把事业放在首位,觉得这样他们以后才能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孩子提供精英教育。我们曾经也是这样想的,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告诉儿子他的出生真相。我们不能确定他将如何反应,他是否会认为这是不寻常的。 新闻链接:截至2007年12月31日,卫生部共审核批准了102家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10家机构设置人类精子库。北京市有六家医院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包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北京家恩德运医院。(中国日报记者 林琦 编辑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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