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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是西方大国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新变化的需要。新兴大国不仅群体性崛起与后来居上，而且还以“金砖国家峰会”(叠搁滨颁厂)等机制联合互助，在全球经济、气候、网络治理与地缘战略(中东北非、亚太等)上与西方大国据理力争、展开“集群博弈”，共同挑战西方主导权、共同改造国际体系与秩序。面对“大敌当前”，西方大国的集体危机感与焦虑感上升，美欧日遂强化经济、政治、安全大联合，假手罢笔笔与罢罢滨笔，共同整合并争夺大市场，企图共同主导国际经贸新规则与新兴产业新标准制定权，进而压制新兴大国发展空间。英国《金融时报》就此发表《美欧应以贸易“延寿”》的社评等文章，强调美欧启动罢罢滨笔谈判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它们深化经济联系和携手延长对全球经济的主导。美欧通过整合市场，将可凭借联合在一起的影响力，确保自己仍有能力为世界其余地区设定市场标准。尽管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但罢罢滨笔将延缓该趋势对大西洋地区影响力的冲击。而欧盟和美国联合的商业实力，也将让它们抗衡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进一步而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大国关系演变存在叁条线索，分别是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西西关系”)，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新新关系”)，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西新关系”或“新老关系”)。对国际体系而言，“西新关系”越来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线”；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西西关系”就是其“生命线”，其战略价值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生命线”对西方大国变得更加重要，其中，美欧之间开展经济、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全面协作；美日之间强化经济(罢笔笔等)与安全捆绑；欧日之间开展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北约(狈础罢翱)与日本联合研发新式战机，日英加强情报交流。西方大国的双边与叁边(骋8中的骋7等)合作同步加强，力图协调一致、共同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历史性挑战”。

再次，它是美国外交与国安团队新变化使然。反映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关键的人事任命上，不仅新国务卿更加注重欧洲与中东，而且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比前任多尼隆对中东、欧洲更感兴趣。人事的变动必然体现在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上，即从希拉里时期的全力“重返亚太”与对亚太“一头沉”，调整为克里的“重返欧洲”和对“转向”亚太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速，美国正在加大对欧洲大西洋盟友的战略投入，更多关注欧洲及中东，更加注重平衡其全球地缘战略布局，而近期其对亚太的“喊话”可谓虚多实少、虚张声势、力不从心。

第四，它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的大国外交“回调”的反映。即从之前的“喜新厌旧”与重点结交新兴大国，大力发展“新伙伴”如中国、印度、印尼等，势必冷落“老情人”与旧盟友，转向重新发现乃至提升“老伙计”的价值，力图“鸳梦重温”。

面对西方大国之间紧锣密鼓的“新合纵”，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理应高度重视、准确评估、有效因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